（文章刊登於2020年4月28日明報世紀版。）
眾所周知，香港人口密度近全球之冠，高密度的居住環境令公共空間設計變得關鍵。我們築造城市，城市也同時築造我們。因此，我們要問一個問題：這個由我們參與模塑的城市，附合香港人的生活期盼嗎？城市規劃設計的討論似無邊大海，讓我們這次只聚焦於一個主題：空間和場所(space and place)。這個好像很學術和抽象的主題，其實是你我在過活的日子中不斷尋找和惦掛的東西。
「空間(space)」在物理上是那包圍我們身體、容許我們在其中建造、擺放、劃分、活動的，而「想像空間」是沒有形態的、能以思想創造的、虛構和假設的。「場所(place)」則可以理解為一個有「意指」的「空間」，如特定的位置/地方(a place)、有價值和佔有席位的(has its place)、在特定地理位置上生成的(it takes place)、有意圖地設置的(to place something)。可見「場所」是「空間」的昇華，是被賦予了意義和價值的空間，而且進入了個人或集體記憶裏的。
「場所營造」的主流論述
「場所」的重要性是現代論述中的共識，因此「場所營造(place-making)」 是城市設計者的目標之一。在主流論述中，「場所營造」像一種魔法，它會把人聚集起來，催化空間的使用和歸屬感。它被視為一種規劃概念，常被回溯到美國1960年代保護公共場所的社會運動。在當年堆土機式的規劃下，珍．雅角(Jane Jacobs)宣揚人本、安全、多樣化等的公共空間要素。同被現代社會高舉的還有規劃學者揚．蓋爾(Jan Gehl)。他較有名的著作《建築之間：公共空間生活》(《Life Between Buildings: Using Public Space》)中陳述了不少重要論述：社交接觸與健康福祉(well-being)的關係、空間構成與人群參與傾向、合乎人體尺度(human scale)的空間設計、不同活動的空間細節和舒適的場所等等。書中還附有數據圖表、空間圖解和從生活環境拍攝的案例加以敘述。這種來自觀察、統計的論述是可量度的，更因不難直接應用，而深得設計者的歡心。
在香港的規劃設計中，能隱約看到珍和揚提倡的概念的同類觀察，他們的規劃性角度適合用於制定社區和街道空間的策略。這能見於中上環古蹟群活化帶來的城市生態和坊間團體透過社區活動促進的鄰舍交流；政府發佈的《2030+》規劃研究和發展商在研究新項目時，也以「場所營造」為一個重要指標。既然「場所營造」成為了香港城市設計的重要一環，那麼它的「魔法」完全湊效了嗎?
場所的現象學 回到根源
關於「場所」，其實還有另外的論述很值得思考，我甚至認為今天的香港實在需要這方面的討論。說的是現象學(Phenomenology)和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在建築學中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有挪威建築師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和華裔美藉地理學家段義孚。相比以空間策略和行為觀察出發的場所概念，現象學和人文地理學把焦點放在人的知覺(perception)、身體記憶、認同感(identity)、場所精神(genius loci) 、場所分析(topoanlysis)和符號學(semiology)等等。必須抱歉地承認，這些概念十分抽象，我們在以後繼續探討；但在這些論述背後，它們都指出了我們－人對「場所」的原始期望和寄託。還有「場所」與身體記憶的關係，即是地景符號如直線、曲線、門、走廊等，其實在我們的語言和認知中已經有特定的解讀方法。這些學者沒有直接去尋找「場所」如何「重新營造」，而更傾向思考「場所」從哪裡來，我們是否能尋回它。
「場所」其實在我們開始建造的那一刻便存在了。這是諾伯舒茲常引用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主張，他把帶著意圖的築造(building)理解為人之所以存在(be/being)的行為。這是哲學層面的「場所」定義。諾伯舒茲把「場所」進一步拉近生活，指「場所精神(genius loci)」已蘊含在生活和文化根源中。他認為「場所精神」可以來自當地的獨特地貌、族群的經驗和他們自身語言、形成的生活習慣中。由於這些元素必然因地域而異，所以人的認同感和以地域劃分的「場所」有關。真正的「場所」也是詩意的，因為它是一種現象。它不一定需要策略才能促成，也難以刻意操控。雪花落下或那熟悉的氣味飄過，這也足以突然為人迎來一絲感觸。人不就是因被觸動所以留戀嗎？我們努力營造場所，不就是希望人流連、歸屬、與共同生活的人建立默契和連結嗎？所以，場所營造的答案不只存在於未來，過程中也需要回到地域的根源和自身。現象學就是回到事物本身(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浮城仍未歸根 尋找場所精神
這需要設計者願意對文化意像作深入的了解。看看「喜帖街」（利東街）：「喜帖」是中性的符號，但只有在利東街，它成為印刷工藝和社區感情的象徵，還有充滿婚喜之事和鄰舍互相守望的人情味色彩。重建後的利東街模仿唐樓的模樣，也變得七彩繽紛，於不同節日便被打扮一番，成為「打卡」和消費埸所，成功吸引人群聚集。規劃策略湊效，但這「場所」不見得是誰的歸屬，它的動人之處已被埋得更深更深。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這說法本應在97年後結束，但無可否認，香港人對歸屬和認同感的呼求仍懸浮在半空。有想抓住殖民時期的風華，有想反思鄉土落地歸根，有由衷相信與內地融合的未來，還有爭分奪秒地對抗來自近處的文化價值衝擊……答案久久無法著地，而城市建設不會卻步。現象學運用同理心和「尋根式」的研究角度，是今天需要的。沒有一個城市的人不希望擁有心感歸屬的場所，但足以體現香港「場所精神」的空間元素（而不是流於表面的「噱頭」）竟然尚待討論。
時間流逝，人類總能適應不同的生活環境，舒適的城市空間也令人尚且滿足。可是，無論理性策略和可量度的設計在執行上多有效率，營造社區活動和提升宜居度的成效多麼顯著，我依然相信每個群體都有從群體經驗而來的呼喚。巴黎無處不在的古蹟時刻提醒起宮廷和革命的歷史；東京的現代建築仍保留不少日本傳統美學。在有形之物和普世城市價值之外，還有由地域文化塑造的無形回憶。再者，規劃式的場所論述雖和現象學、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式不同，但兩者不互相抵觸。
城市也需要設計者的同理心。西西筆下的浮城在缺乏自我定義的不安中懸浮，城到了今天是否仍無法著地？城市空間未必能解除城中人的焦慮，但所建的每一塊磚頭、所畫的每一根線，最終會成為每一個人的生活場境。相較今天人事變遷的速度，建築顯得持久，它每天都在同樣位置說同樣的話。若場所僅僅是每月更換主題的空間，下個月它就可能與你無關；若它刻畫了你、你父母或你祖父母的故事，它便成為與你關係難以分割的歸屬。
